花开着呢！玫瑰情园面积挺大的，现在已经没什么花了，要五月和七月来花很多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，植物都种在山坡上，有立体感。地方挺干净。没赶上花期，有点可惜。门票50，可以用京津冀旅游年卡，游人很少。

李安的《色·戒》之前，张爱玲的小说已经四度被搬上大银幕，依次是：《倾城之恋》(许鞍华执导，1984年，邵氏出品)、《怨女》(但汉章导演，1988，台湾中央影业出品)、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(关锦鹏导演，1994年，嘉禾出品)，《半生缘》(许鞍华导演，1997年，东方出品)。

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香港观众就开始在各种媒介上接触张爱玲作品：1976年，就有电视剧《半生缘》播映，由钟景辉监制，张之珏编导，包括刘松仁在内的一班演员演出。80年代的戏剧界有海豹剧团的《香片》(也是根据《茉莉香片》改编)，林奕华改编的“进念·二十面体”剧场的《心经》，和陈冠中改编的香港话剧团版的《倾城之恋》。林奕华自己，就曾经有过8次张爱玲作品的改编经历，被香港媒体称为“改编张爱玲著作最多的导演”。90年代还有香港电台由洪朝丰改编、叶玉卿参与的播音剧《倾城之恋》。

从以上影视剧改编的篇目可以看出，导演们的眼光似乎都只集中在张爱玲有限的几个篇目内：《半生缘》、《倾城之恋》、《金锁记》、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。这当然是有原因的。

张爱玲自认《倾城之恋》是“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”，有“苍凉的人生情义”，还有“华美的罗曼斯，对白，颜色，诗意。”傅雷当年批评《倾城之恋》的一段文字——“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，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;尽管那么机巧，文雅，风趣，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。”却恰好成为今天人们热爱它的缘由。

而《半生缘》，是张爱玲作品中最通俗、最激烈的一个，改编过话剧版的林奕华认为，《半生缘》里的男女主角，是张爱玲塑造过的最淳朴的人物，他们之间，也没有张其他作品中的凉薄和算计，她第一次讲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。所以这个故事有最多的改编，电视剧、电影，话剧，还有歌剧。

李安选择《色·戒》真可算是眼光老辣。这部在张爱玲小说中丝毫不起眼的作品相当“闷骚”：张平静、节制的文笔，描述的却是一个有时代背景、有暗杀、色诱，性与情的暗自纠葛，人性的千般复杂都暗流汹涌的故事。

张爱玲的文字魅力太强，她的文字表达的功力、小说的构思、人物的形象、人物的性格、整个小说的精致，而且白话小说这样写法，以前没有人这样写，她实际上把新文学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小说中描写了种种色彩丰富的视觉影像，不易掌握，而张迷又有最挑剔的口味，对于原著有种特别的珍爱，张氏电影最容易受到张迷的批判，所以据说电影圈多年来一直有个“张爱玲碰不得”的说法。

既然拍摄张爱玲的作品要冒着票房和评论的双重危险，为什么华人导演却都乐此不疲地一再挑战？影评人陈耀成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“投文化制度之品味所好”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，张爱玲是被谈论最多的作家，无论商业上是否成功，在电影人心中，张氏作品，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。张爱玲一直是走在我们的前面，或者说是走在她那个时代的前面。她描写的爱情，非常符合现代人的观念。张爱玲的小说，写的细致而意象丰富，极富电影感。她的作品着眼于人性的复杂性。这个人性的复杂性，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复杂，不是那么简单地分为好坏、忠奸，这样的两分法是不可以概括人性的。而且她还写出了人在特定环境中，一种超乎常理的表现。张爱玲，成为一种诱惑，一种巨大挑战。这也许是导演们热爱改编张氏小说的原因之一。